自由论 Voice
以反乌托邦式的情怀，奉迎Unfree世代。
身为一尾被囚禁的知更鸟，最好不再相信自己曾经有过遨游蓝天的宿命。如此一来，饮食无忧的它，或许可继续欢愉地高歌至终老。
看不透所存活的世代或个人处境，或许是一种确幸也说不定。
我其实是想推荐Margaret Atwood执笔的这篇名为《We are double-plus unfree》的文章。
我是这么认定的。
一个正在学语文的孩子开始埋怨为何有那么多同义近义词之际，他也正向既定规则的世界迈出一大步。
渐渐地，他会相信成功只有一种。或许，更为人畏惧的是，他也无可幸免地即将认定，生活只有一种。
然而，我无法确定我是否历经George Orwell《1984》的影响，而深受其害。
为限制思想自由，由语文开始，把不需要的多义词、反义词一一删除。那是恶名昭彰的Newspeak。
当你想集结心中所思之际，你已失去语言。
欢迎来到double-plus unfree世代。
藉由1985年出版的《The Handmaid’s Tale》著作，让角色Aunt Lydia口中说出以下语句：
There is more than one kind of freedom, freedom to and freedom from.
这是作者Margaret Atwood 给予我们的当头棒喝。
倘若非得把这句话直译出来，那就勉强变成以下：
自由不止一种：行事方面的自由，以及免除方面的自由。
容许我再进一步诠释：前者可视为主动式被赋予行使权，让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后者则是被动式享有受保护，让人免除侵害的自由。
身为人类，你选择哪一种：Freedom to or Freedom from?
日本畅销作家伊坂幸太郎不知是否受过周星驰的启发，才把作品取名为《不然你搬去火星啊》的。
有能力的话，为何不？
N年前一口气看完这本书，除书名让人不可忽视外，也因该书主题离不开反乌托邦世界的困顿。
故事由中世纪欧洲持续几百年的猎巫行动的讨论声中开始。据说当时婴儿一生下来就夭折的话，产婆或许会被当成女巫看待，并遭受严刑拷问。
无论招供或否，被锁定的‘女巫’最终仅有死路一条。文明时代的今日，此情此景不再。当然，这似乎也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象。
我们以为消逝的远古暴力恐怖，或许正以相似的情境在某个世间角落上演。
本书中第34页有这么一段对话:
“不过现在的和平警察只会处刑被视为危险分子的人，与一般人无关。”
“就是。只要安分守己活着，就不会有事。”
呜呼，天大喜讯！
我们也是如此被告知的噢。
我们只需明～哲～保～身，前方即有一条康庄大道：上学、长大、工作、结婚、生子，然后慢慢变老，幸福异常地死去。无关乎正义，无需为泛指的什么发声，你必定能衣食无忧。
不过，我认定那是我的，悲哀。
在虚构世界中，或许会有正义使者现身，企图平反社会的不公不义。现实世界无法仰赖这个。
美国政治评论家 Noam Chomsky 曾撰写一篇名为《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的文章， 当时正值越战时期，他深感责无旁贷必须发声。如今这篇文章以单行本出版，封面打印出的文字是：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to speak the truth and to expose lies.
说出真相与揭发谎言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句话，非常简单易懂。
在《不然你搬去火星啊》，绝望的时刻，读者尚可寄望于一身黑色骑士服、充满神秘感的正义使者导正错误，拯救被冠上危险分子的良善人民。
回到现实，倘若还有所谓“知识分子”可以仰赖，是有希望的。
然而……事情永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正义那一边，不涉及个人利益、不受切肤之痛之扰，为感觉良好，无需考虑而选择正义，是当然的。
可是。
当真相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威胁我们赖以为生的什么，结果是如此不堪。这一点，在Henrik Ibsen发表于1882年的戏剧《Enemy of the People》已经透彻铺展开来。近年，德国导演Thomas Ostermeier将之改编搬上舞台，注入现代元素，充满娱乐性。与此同时，深切地让人思考。关于真相这件事，有太多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
Chomsky是这么说的：
“一个选择是追随正直诚信之路，无视乎它将带你前往何处。另一选择则是搁置以上考量，被动地遵从权势结构下的协定。”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试问谁是？），you have everything to lose。
是吧？
你能赌上的，无可想象。
你必定权衡过。
原本该作为George Orwell《Animal Farm》的序言，在书出版的30年后被人发现。Chomsky 在一次受访中提及：
“那个引言是有趣的——他基本上说了我们所知的：那本书批判、讽刺了极权主义。但他也向英格兰的自由人民致以警语；他说：你可不要自以为正义。他说：在英格兰，一个自由国度——我实际上是在引用他的话——根本无需强行抑制不得人心的思路。而他接着举例，加上一些逻辑推论，皆指出重点。一个原因，他说，经营报社的是有钱人，而他们绝对有各种缘由不让某些思想被发表出来。而另一原因则是‘良好’的教育。”
Chomsky 解释道：
“如果你接受‘良好’教育，你读名校，你理解到有些事物是不能说的——我们还可依此类推，有些事物是不能思考的，将这些内化。这是一个强大机制。因此，有些事，你不想。你不说。那就是最具效力的教育与教化。”
事已至此。
当然，世间还有人。真正的人，在洒热血、抛头颅的。
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言论。
他们——为理念、为信仰、为相信的未来
而我们，只要——安。分。守。己。
没事的。Nothing bad will happen to you。
Until it does。Margaret Atwood如是说。
届时自由新闻组织已经被抑制，任何独立司法已经被解除，所有独立作者、歌手、艺术家已经被击垮，没有人能捍卫你。
她说：迄今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一件事：一个缺乏问责、制衡的绝对主义制度引发的是极度滥权。这看似一个确实无误的定律。
这么说来，似乎也非石破天惊的新论调。
我想，人要不是到最后，走投无路，可能也无法醒悟吧。
最后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决不是什么，知识分子。
我们，至多仅是——
selfish bastards。
自私粪子。
罢了。
Published on 9/6/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