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論 Voice
以反烏托邦式的情懷，奉迎Unfree世代。
身為一尾被囚禁的知更鳥，最好不再相信自己曾經有過遨遊藍天的宿命。如此一來，飲食無憂的它，或許可繼續歡愉地高歌至終老。
看不透所存活的世代或個人處境，或許是一種確幸也說不定。
我其實是想推薦Margaret Atwood執筆的這篇名為《We are double-plus unfree》的文章。
我是這麼認定的。
一個正在學語文的孩子開始埋怨為何有那麼多同義近義詞之際，他也正向既定規則的世界邁出一大步。
漸漸地，他會相信成功只有一種。或許，更為人畏懼的是，他也無可幸免地即將認定，生活只有一種。
然而，我無法確定我是否歷經George Orwell《1984》的影響，而深受其害。
為限制思想自由，由語文開始，把不需要的多義詞、反義詞一一刪除。那是惡名昭彰的Newspeak。
當你想集結心中所思之際，你已失去語言。
歡迎來到double-plus unfree世代。
藉由1985年出版的《The Handmaid’s Tale》著作，讓角色Aunt Lydia口中說出以下語句：
There is more than one kind of freedom, freedom to and freedom from.
這是作者Margaret Atwood 給予我們的當頭棒喝。
倘若非得把這句話直譯出來，那就勉強變成以下：
自由不止一種：行事方面的自由，以及免除方面的自由。
容許我再進一步詮釋：前者可視為主動式被賦予行使權，讓人隨心所欲的自由；後者則是被動式享有受保護，讓人免除侵害的自由。
身為人類，你選擇哪一種：Freedom to or Freedom from?
日本暢銷作家伊坂幸太郎不知是否受過周星馳的啓發，才把作品取名為《不然你搬去火星啊》的。
有能力的話，為何不？
N年前一口氣看完這本書，除書名讓人不可忽視外，也因該書主題離不開反烏托邦世界的困頓。
故事由中世紀歐洲持續幾百年的獵巫行動的討論聲中開始。據說當時嬰兒一生下來就夭折的話，產婆或許會被當成女巫看待，並遭受嚴刑拷問。
無論招供或否，被鎖定的‘女巫’最終僅有死路一條。文明時代的今日，此情此景不再。當然，這似乎也是我們一廂情願地想象。
我們以為消逝的遠古暴力恐怖，或許正以相似的情境在某個世間角落上演。
本書中第34頁有這麼一段對話:
“不過現在的和平警察只會處刑被視為危險分子的人，與一般人無關。”
“就是。只要安分守己活著，就不會有事。”
嗚呼，天大喜訊！
我們也是如此被告知的噢。
我們只需明～哲～保～身，前方即有一條康莊大道：上學、長大、工作、結婚、生子，然後慢慢變老，幸福異常地死去。無關乎正義，無需為泛指的什麼發聲，你必定能衣食無憂。
不過，我認定那是我的，悲哀。
在虛構世界中，或許會有正義使者現身，企圖平反社會的不公不義。現實世界無法仰賴這個。
美國政治評論家 Noam Chomsky 曾撰寫一篇名為《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的文章， 當時正值越戰時期，他深感責無旁貸必須發聲。如今這篇文章以單行本出版，封面打印出的文字是：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to speak the truth and to expose lies.
說出真相與揭發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這句話，非常簡單易懂。
在《不然你搬去火星啊》，絕望的時刻，讀者尚可寄望於一身黑色騎士服、充滿神秘感的正義使者導正錯誤，拯救被冠上危險分子的良善人民。
回到現實，倘若還有所謂「知識分子」可以仰賴，是有希望的。
然而……事情永遠沒有那麼簡單。
當正義那一邊，不涉及個人利益、不受切膚之痛之擾，為感覺良好，無需考慮而選擇正義，是當然的。
可是。
當真相有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威脅我們賴以為生的什麼，結果是如此不堪。這一點，在Henrik Ibsen發表於1882年的戲劇《Enemy of the People》已經透徹鋪展開來。近年，德國導演Thomas Ostermeier將之改編搬上舞台，注入現代元素，充滿娛樂性。與此同時，深切地讓人思考。關於真相這件事，有太多我們以為的理所當然。
Chomsky是這麼說的：
「一個選擇是追隨正直誠信之路，無視乎它將帶你前往何處。另一選擇則是擱置以上考量，被動地遵從權勢結構下的協定。」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試問誰是？），you have everything to lose。
是吧？
你能賭上的，無可想象。
你必定權衡過。
原本該作為George Orwell《Animal Farm》的序言，在書出版的30年後被人發現。Chomsky 在一次受訪中提及：
「那個引言是有趣的——他基本上說了我們所知的：那本書批判、諷刺了極權主義。但他也向英格蘭的自由人民致以警語；他說：你可不要自以為正義。他說：在英格蘭，一個自由國度——我實際上是在引用他的話——根本無需強行抑制不得人心的思路。而他接著舉例，加上一些邏輯推論，皆指出重點。一個原因，他說，經營報社的是有錢人，而他們絕對有各種緣由不讓某些思想被發表出來。而另一原因則是‘良好’的教育。」
Chomsky 解釋道：
「如果你接受‘良好’教育，你讀名校，你理解到有些事物是不能說的——我們還可依此類推，有些事物是不能思考的，將這些內化。這是一個強大機制。因此，有些事，你不想。你不說。那就是最具效力的教育與教化。」
事已至此。
當然，世間還有人。真正的人，在灑熱血、拋頭顱的。
為自由寫作、自由出版、自由言論。
他們——為理念、為信仰、為相信的未來
而我們，只要——安。分。守。己。
沒事的。Nothing bad will happen to you。
Until it does。Margaret Atwood如是說。
屆時自由新聞組織已經被抑制，任何獨立司法已經被解除，所有獨立作者、歌手、藝術家已經被擊垮，沒有人能捍衛你。
她說：迄今我們至少應該知道一件事：一個缺乏問責、制衡的絕對主義制度引發的是極度濫權。這看似一個確實無誤的定律。
這麼說來，似乎也非石破天驚的新論調。
我想，人要不是到最後，走投無路，可能也無法醒悟吧。
最後的最後，我們不得不承認：
我們決不是什麼，知識分子。
我們，至多僅是——
selfish bastards。
自私糞子。
罷了。
Published on 9/6/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