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記著多年以前在香港中環長長行人扶梯下的一間bar,見他的那一次。那應該是1999年為了他執導的第一部作品《三條人》。
和一般訪問不太一樣,他坐在吧台旁喝著一大杯啤酒,他說他就住在樓上。一開始聊就已明白,面對隨性且熱情的他,不可有任何設定。我乾脆合上筆記本,聊著他興之所至想說的,就這樣聽著他講電影講酒也講起他的女朋友。
多年以後的今天,在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上,見到帶著剛完成的獨立電影《白色女孩》前來的他。
聞到身上的酒氣,記憶被勾起。他曾說他的維他命就在葡萄酒里,而蛋白質則在啤酒里。《白色女孩》的演員們說拍電影最大挑戰可能是陪他喝酒。
啊,我的ipad里寫下想聊的話題,還是拋一邊吧。
變幻時代,看到一個人不變,其實是一件很讓人感到安慰也安心的事。我嫌這個內心很華人的澳洲佬這一天似乎不夠醉,雖然他在訪問之後還拿了罐啤酒到座談會台上。
65歲了,浪蕩依舊,率直依舊,熱愛依舊。他的中文老師給他起的名,當真貼切。活得瀟灑,如風。「杜可風」是掩飾,因為原來不存在,所以可以自由自在,Christopher Doyle需要繳稅,杜可風才不用呢。
杜可風,應該是華人電影圈名氣最大也最具重要性的名字。中外電影圈,一般人叫得出名字的攝影師,寥寥無幾。
不是有王家衛才有杜可風的。我其實覺得,沒有杜可風,造就不了王家衛。
第一部攝影作品是台灣已故導演楊德昌極具代表性的《海灘的一天》,也和陳國富、陳凱歌、張藝謀、陳可辛、清水崇等合作,更為Gus Van Sant、Barry Levinson、Jim Jarmusch等國際大導演的電影掌鏡。
這幾年,他也在忙著自己的project。
2015年自編自導自攝虛實交錯的《香港三部曲》 ,第二、三部曲大抵因題材敏感,所以在群眾集資平台Kickstarter籌募資金,最後籌得了12萬美元。《開門見山》是關於被升學壓力磨滅了夢想的孩子們,《愚公移山》描繪用各自的方式支持雨傘革命的年輕人,《後悔莫及》講述喜歡聽國語老歌參加聯誼活動時不予我的老年人。沒錯,我是聽來的。電影,我沒看過,雖然很想看,但這樣的香港獨立製作,在利益掛帥的新加坡怎麼可能公映。
我也聽說杜可風在金馬影展的映後座談會上說了這樣的話:「Fuck you very much!誰怕誰!我們必須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必須要有艾未未的精神來面對這個社會。」
《香港三部曲》成功籌募資金,在臉書上感謝公眾,群眾有力量改變一些事情,這是一個新的時代。他的樂觀,也許有道理。
我把描繪香港最後一個漁村的《白色女孩》,視為他另一封給香港的情書。帶著溫柔的抗爭。
居住在香港40多年,習慣了在片場里被大家叫「鬼佬」,他沒像現在很多人想太多認定是歧視,反而覺得這個身份很自由。
我想可能他對於香港而言,永遠只會是外來人。但他對這座城市的愛,熾熱不變。
《白色女孩》在中國放映的可能性?他半開玩笑大聲地說:「敢不放我們的電影嗎?我們那麼愛國。一國兩制嘛,要肯定我們的存在!」
現在真的還是一國兩制嗎?我不識趣,一臉問號地看著他。
「我們真的很樂觀,中國政府也需要聽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回應、意見,才會進步。我們都是悲觀當中的樂觀主義者。
必須溝通,我們不是反對任何東西,是希望有個空間,和大家分享(香港)這裡的特點……還有新疆的特點、內蒙古的特點、上海的特點。中國社會已經走到那個可能性,真的開始有了這種探討、來往的可能性。」
電影里的白色女孩,他說可以是香港也可以是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也是天天在談這個東西——中國文化跟馬來文化跟印度文化。我們外面來的人,可能覺得有點壓抑。但怎麼說這3個文化都還在肯定自己,也肯定其他文化的存在,這點是有意義的。
我知道不是簡單的來往,我們的電影希望跟中國有關單位……我們不反對你,不過我們有我們的特點,請你認同這點。肯定我們,我們會更有發展,更會幫助你,更會肯定我們的關係。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我們不是在罵你,我們是在提醒你:我們是這樣的,所以你也可以往這個方向走。上海、香港,台灣也是,我覺得中國政府在看我們自己怎麼去演變,怎麼去表達自己,怎麼去分享我們對生活的一些期待。我真的覺得中國政府真的很希望我們拍這樣的電影。
我真的相信。
因為國內的人不一定能這樣的開口,我們是所謂的一國兩制,我們可以談一些他們談不了的東西。其實我們都很樂觀。
我們不能不開口,因為我們也是愛國。」
我真的相信他真的相信,但看見好像一直處於低氣壓的香港和我憤怒的香港朋友們,我樂觀不起來。
「你知道20多年前澳洲有部電影叫《Crocodile Dundee》,那個時候澳洲的總理肯定這部電影促進澳洲和其他國家來往的可能性多過他的政府。你看韓國也是那種娛樂軟實力的政治,我們也有點這種心態。我們不是在談政治,我們是在談人,在分享我們與眾不同不過心態一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不開口誰開口呢?我知道你在政治上不能開口,要不然你像放屁一樣說廢話。我覺得文化電影娛樂性的東西,有它的推動力和存在的意義,還有表示一個時代的可能性的姿態。
我們當然知道一部電影不可能改變歷史,不過一部電影可能可以影響人家再思考他們和別人的來往、自己的空間,自己的未來。我極端地反對用槍來解決事情,現在80%的電影是用槍來解決問題,對不起,這是部女性拍的電影,我們需要多幾位女性的導演、女性的領導。除了強勢之外,也有其他方法解決意外和衝突。」他這次合作的導演白海,也是和他一起創作出《香港三部曲》的製片。
他一直強調,分享與溝通。我也希望世人和他一樣,願意敞開胸懷欣賞並聆聽不一樣的視角與聲音。
「這是一個愛情故事,兩個人最終都作了美好的選擇。小田切讓在旅程中和這些美好的人一起度過,到了某個階段,白色女孩因為小田切讓的愛而有了自信,從女孩變成女人,然後他離開。因為你終究必須用自己的力量、以你重新看到的真實的自己,向前走。對我們來說,是對香港強烈的隱喻,我以為也可以用在新加坡,我們面對的問題可能是一樣的。對我來說,小田切讓是世界,注視著你,你必須與之溝通,找到自己的信心。」
拍電影對他來說,關鍵在於場景與演員。
「一部電影完成的過程,視乎現實的條件。看我們找到的人,你怎麼架構?跟你原先的想法,怎麼面對現實?怎麼組合成一部電影。很多人都不知道,寫一個東西是很容易的,把一部電影完整拍出來卻是很特別的過程。」
「你看,我們那麼美那麼帥的演員……」他指著剛走進來穿著長風衣、一臉酷的小田切讓 。「……有那麼有吸引力的空間。我真的覺得,所謂美,是一種心態。美跟漂亮是不一樣的,我們的那個畫面不是漂亮,是美。是一種內在的美,你會感覺到這個空間。這很重要。那些人所做的事情,不一定你完全懂,不過你會感覺到一些東西。你不是在看故事,你在看人跟空間、人跟他的生活觀念。同時對他們自己的未來的一些疑問,這就夠了……我們不是講故事,我們是講人的可能性。」
不是科班出身,他說自己對色彩一知半解,別人給了他一台攝影機,他就開始拍戲。所以假如你問他如何拍出風格,他會這麼回答……「我沒有上過電影學校,但我拍了很多電影。如果你和你愛的人合作,有想法想分享,自然會有自己的風格。」如果不愛這些人,何必花這麼長時間合作。「友誼是合作的首要條件」,他說。
「我們做我們可以做的,用我們有的資金、舞台,帶你到一個你從未去過的特別的空間。不是用你的腦,而是你的……(指了指心臟部位),這就是風格,這些不是電影學校會教你的。」
電影里的對白,不多,對看慣一般主流電影的觀眾而言,可能太抽象了。
「我們信任我們的演員,給他們很少台詞,哈哈哈哈!他們可以看看他們想做什麼。對我們來說,電影是關於人和他們佔據的空間。語言是過程不是關鍵,重要的是演員的動態,他們怎麼表達自己、怎麼和對方交流……我們的電影可以算是默片,哈哈哈哈!我們不用解釋太多,我們又不是法國人,哈哈!只是我不確定多數觀眾的接受能力,但我們作為導演有責任用我們的方式呈現。
電影是什麼?美國電影會告訴你怎麼看東西,他們是砰砰砰砰砰,讓你很害怕……電影其實是一個空間,我不希望告訴觀眾怎麼看世界,可能我們應該賣票的時候送一杯Whisky,哈哈!」
你投訴看不懂他的電影?他笑著說那再看一次吧!
一個人的熱情與意志,如何可以不被現實磨滅,是否喝著威士忌或啤酒,就能無論如何從此樂觀地相信下去……
面對這個世界,清醒確實無益。
Photo source: SGIFF
Published: 18/1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