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风 喝着啤酒相信这世界

文 | 杨丽玲

我一直记着多年以前在香港中环长长行人扶梯下的一间bar,见他的那一次。那应该是1999年为了他执导的第一部作品《三条人》。

和一般访问不太一样,他坐在吧台旁喝着一大杯啤酒,他说他就住在楼上。一开始聊就已明白,面对热情而随性的他,不可有任何设定。我干脆合上笔记本,聊着他兴之所至想说的,就这样听着他讲电影讲酒也讲起他的女朋友。

多年以后的今天,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见到带着刚完成的独立电影《白色女孩》前来的他。

闻到身上的酒气,记忆被勾起。他曾说他的维他命就在葡萄酒里,而蛋白质则在啤酒里。《白色女孩》的演员们说拍电影最大挑战可能是陪他喝酒。

啊,我的ipad里写下想聊的话题,还是抛一边吧。

变幻时代,看到一个人不变,其实是一件很让人感到安慰也安心的事。我嫌这个内心很华人的澳洲佬这一天似乎不够醉,虽然他在访问之后还拿了罐啤酒到座谈会台上。

65岁了,浪荡依旧,率直依旧,信念依旧。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的名,当真贴切。活得潇洒,如风。“杜可风”是掩饰,因为原来不存在,所以可以自由自在,Christopher Doyle需要缴税,杜可风才不用呢。

杜可风,应该是华人电影圈名气最大也最具重要性的名字。中外电影圈,一般人叫得出名字的摄影师,寥寥无几。

不是有王家卫才有杜可风的。我其实觉得,没有杜可风,造就不了王家卫。

第一部摄影作品是台湾已故导演杨德昌极具代表性的《海滩的一天》,也和陈国富、陈凯歌、张艺谋、陈可辛、清水崇等合作,更为Gus Van Sant、Barry Levinson、Jim Jarmusch等国际大导演的电影掌镜。

这几年,他也在忙着自己的project。

2015年自编自导自摄虚实交错的《香港三部曲》 ,第二、三部曲大抵因题材敏感,所以在群众集资平台Kickstarter筹募资金,最后筹得了12万美元。《开门见山》是关于被升学压力磨灭了梦想的孩子们,《愚公移山》描绘用各自的方式支持雨伞革命的年轻人,《后悔莫及》讲述喜欢听国语老歌参加联谊活动时不予我的老年人。没错,我是听来的。电影,我没看过,虽然很想看,但这样的香港独立制作,在利益挂帅的新加坡怎么可能公映。

我也听说杜可风在金马影展的映后座谈会上说了这样的话:“Fuck you very much!谁怕谁!我们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必须要有艾未未的精神来面对这个社会。”

 

《香港三部曲》成功筹募资金,在脸书上感谢公众,群众有力量改变一些事情,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他的乐观,也许有道理。

 

我把描绘香港最后一个渔村的《白色女孩》,视为他另一封给香港的情书。带着温柔的抗争。

居住在香港40多年,习惯了在片场里被大家叫“鬼佬”,他没像现在很多人想太多认定是歧视,反而觉得这个身份很自由。

我想可能他对于香港而言,永远只会是外来人。但他对这座城市的爱,炽热不变。

《白色女孩》在中国放映的可能性?他半开玩笑大声地说:“敢不放我们的电影吗?我们那么爱国。一国两制嘛,要肯定我们的存在!”

现在真的还是一国两制吗?我不识趣,一脸问号地看着他。

“我们真的很乐观,中国政府也需要听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回应、意见,才会进步。我们都是悲观当中的乐观主义者。

必须沟通,我们不是反对任何东西,是希望有个空间,和大家分享(香港)这里的特点……还有新疆的特点、内蒙古的特点、上海的特点。中国社会已经走到那个可能性,真的开始有了这种探讨、来往的可能性。”

电影里的白色女孩,他说可以是香港也可以是新加坡。

“新加坡其实也是天天在谈这个东西——中国文化跟马来文化跟印度文化。我们外面来的人,可能觉得有点压抑。但怎么说这3个文化都还在肯定自己,也肯定其他文化的存在,这点是有意义的。

我知道不是简单的来往,我们的电影希望跟中国有关单位……我们不反对你,不过我们有我们的特点,请你认同这点。肯定我们,我们会更有发展,更会帮助你,更会肯定我们的关系。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在骂你,我们是在提醒你:我们是这样的,所以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上海、香港,台湾也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在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演变,怎么去表达自己,怎么去分享我们对生活的一些期待。我真的觉得中国政府真的很希望我们拍这样的电影。

我真的相信。

因为国内的人不一定能这样的开口,我们是所谓的一国两制,我们可以谈一些他们谈不了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很乐观。

我们不能不开口,因为我们也是爱国。”

我真的相信他真的相信,但看见好像一直处于低气压的香港和我愤怒的香港朋友们,我乐观不起来。

“你知道20多年前澳洲有部电影叫《Crocodile Dundee》,那个时候澳洲的总理肯定这部电影促进澳洲和其他国家来往的可能性多过他的政府。你看韩国也是那种娱乐软实力的政治,我们也有点这种心态。我们不是在谈政治,我们是在谈人,在分享我们与众不同不过心态一样的可能性。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不开口谁开口呢?我知道你在政治上不能开口,要不然你像放屁一样说废话。我觉得文化电影娱乐性的东西,有它的推动力和存在的意义,还有表示一个时代的可能性的姿态。

我们当然知道一部电影不可能改变历史,不过一部电影可能可以影响人家再思考他们和别人的来往、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未来。我极端地反对用枪来解决事情,现在80%的电影是用枪来解决问题,对不起,这是部女性拍的电影,我们需要多几位女性的导演、女性的领导。除了强势之外,也有其他方法解决意外和冲突。”他这次合作的导演白海,也是和他一起创作出《香港三部曲》的制片。

他一直强调,分享与沟通。我也希望世人和他一样,愿意敞开胸怀欣赏并聆听不一样的视角与声音。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两个人最终都作了美好的选择。小田切让在旅程中和这些美好的人一起度过,到了某个阶段,白色女孩因为小田切让的爱而有了自信,从女孩变成女人,然后他离开。因为你终究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以你重新看到的真实的自己,向前走。对我们来说,是对香港强烈的隐喻,我以为也可以用在新加坡,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小田切让是世界,注视着你,你必须与之沟通,找到自己的信心。”

拍电影对他来说,关键在于场景与演员。

“一部电影完成的过程,视乎现实的条件。看我们找到的人,你怎么架构?跟你原先的想法,怎么面对现实?怎么组合成一部电影。很多人都不知道,写一个东西是很容易的,把一部电影完整拍出来却是很特别的过程。”

“你看,我们那么美那么帅的演员……”他指着刚走进来穿着长风衣、一脸酷的小田切让 。“……有那么有吸引力的空间。我真的觉得,所谓美,是一种心态。美跟漂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那个画面不是漂亮,是美。是一种内在的美,你会感觉到这个空间。这很重要。那些人所做的事情,不一定你完全懂,不过你会感觉到一些东西。你不是在看故事,你在看人跟空间、人跟他的生活观念。同时对他们自己的未来的一些疑问,这就够了……我们不是讲故事,我们是讲人的可能性。”

不是科班出身,他说自己对色彩一知半解,别人给了他一台摄影机,他就开始拍戏。所以假如你问他如何拍出风格,他会这么回答……“我没有上过电影学校,但我拍了很多电影。如果你和你爱的人合作,有想法想分享,自然会有自己的风格。”如果不爱这些人,何必花这么长时间合作。“友谊是合作的首要条件”,他说。

“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用我们有的资金、舞台,带你到一个你从未去过的特别的空间。不是用你的脑,而是你的……(指了指心脏部位),这就是风格,这些不是电影学校会教你的。”

电影里的对白,不多,对看惯一般主流电影的观众而言,可能太抽象了。

“我们信任我们的演员,给他们很少台词,哈哈哈哈!他们可以看看他们想做什么。对我们来说,电影是关于人和他们占据的空间。语言是过程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演员的动态,他们怎么表达自己、怎么和对方交流……我们的电影可以算是默片,哈哈哈哈!我们不用解释太多,我们又不是法国人,哈哈!只是我不确定多数观众的接受能力,但我们作为导演有责任用我们的方式呈现。

电影是什么?美国电影会告诉你怎么看东西,他们是砰砰砰砰砰,让你很害怕……电影其实是一个空间,我不希望告诉观众怎么看世界,可能我们应该卖票的时候送一杯Whisky,哈哈!”

你投诉看不懂他的电影?他笑着说那再看一次吧!

一个人的热情与意志,如何可以不被现实磨灭,是否喝着威士忌或啤酒,就能无论如何从此乐观地相信下去……

面对这个世界,清醒确实无益。

 

Photo source: SGIFF

 

Published: 18/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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