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卓瑤 永遠熱血青年

香港知名導演， 灰白長髮隨性散落肩上，座談會一身灰色牛仔褲黑T恤外套便裝，她在片場指揮大局時應該就是這模樣吧。

60歲的她說現在回到最初，和靈魂伴侶像學生時代那樣，扛著攝影機，拍想拍的。沒有怨忿，神情語氣只有興奮。

她活過那個輝煌曾經。

澳門出生，10歲時移居香港，在非常傳統的華人家庭長大，但在學校講英語、研習西方文化，深受兩種文化熏陶。在香港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畢業，曾在香港電台工作，後來決定這一生想做的事，就是拍電影。

她拍過的戲，你一定聽過——王祖賢的《潘金蓮的前世今生》、陳衝和吳興國的《誘僧》、張曼玉和梁家輝的《愛在他鄉的季節》，我最喜歡的是永瀨正敏的《秋月》……名單上還有一部我看了狂笑還忍不住對她說沒想到是她執導的電影—— 黎明、李克勤、草蜢和周慧敏主演的青春片《Yes一族》，《Yes！》曾是香港人氣最高的年輕人雜誌。

她笑說：「是啊，那時正一邊籌拍《誘僧》。」在商業主導的香港電影圈，她的存在無論從以前到現在，都很異類。

大銀幕罕有留下她青春的身影，那時是為了導演會會址遷移籌款的《雙龍會》。

《潘金蓮的前世今生》和《誘僧》就算在今天看，也是中文影壇少見大膽且風格鮮明的作品。

談談你和電影的淵源。

小時候常被祖父母帶進戲院看中文片，被媽媽帶去看西片，就是牛仔電影John Wayne那一種，我基本上是看電影長大的。到了可以自己選擇的年紀，看的是藝術片，對我來說，Ingmar Bergman, Bernardo Bertolucci、Jean-Luc Godard、Andrei Tarkovsky…… 他們的作品就是電影。

在香港電台工作時，也拍電視劇，那時不想再被攝影師指指點點，決定學習攝影和劇本等技巧，於是到National Film School修讀3年編劇和導演課。畢業後回香港拍戲，現在定居澳洲墨爾本。

現在的我，還是很熱愛拍電影，卻也享受當Aunty。我們沒有自己的孩子，但我有小侄兒姪女。日子就是拍戲，與此同時，也在當個普通人。

參與過大卡士的大製作，也拍獨立電影；在東方拍戲，也在西方拍戲，你對影壇的觀察是什麼？

我喜歡不同的工作方式，重要的是可以拍我想拍的電影。懷著相同的熱情，用手上的材料表達出一些不是外在而是精神上、和靈魂相關比較複雜的東西。怎麼讓這件事在不同制度里實現？這對我來說是比較有趣的部分。

有Eddie(方令正)在我身邊，他一定幫我把事情協調好。剛開始大家叫他救火隊隊長，專門幫我滅火，確保不會爆炸，有時會來勸我。有你的人生伴侶總是在身邊一直支持你，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人生旅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拍戲時，腦海中是否有市場考量，抑或個人的表達比較重要？

作為導演，你不可能沒有也不能沒有任何考慮。市場，存在，也不存在。不能因為覺得觀眾會喜歡而拍，但你會希望有這樣的觀眾存在，或者更廣義地說，是希望有一些有智慧的觀眾，希望受你啓發或者願意參與你的旅程。要別人感受得到你的電影，必須坦誠面對自己，用你的熱情講故事，希望這麼做，觀眾會投入。說拍電影時腦海裡沒有觀眾，那一定是謊言。 

現在對電影的追求跟以前不一樣了？

自己時日無多，做了那麼久，我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但是可能到了某個階段，會覺得體力不夠還是什麼的，這就是人生，對不對？時間很寶貴，我想做到我想做的事。 

怎麼keep住這一份純粹與熱情？

因為沒有忘記開始要拍電影是為了什麼。

我有很多東西想尋找，但尋找也不過是整個過程里一個小部分。不可以停下來，如果停止了，就是生命結束的時候。對我們來說，人生是關於電影，是電影給了我們表達對世界對生命對存在的感覺。要不斷尋找，希望找到更加接近真實的東西。只要繼續前行，那團火就不會死。

只不過現在可能可以更加自由地以另一種方式去做。但那個方式不過是外在的東西，你心裡的東西同樣是那麼真。我希望將那些雜質弄走，更加去到heart of the matter。

是什麼時候從香港移民到澳洲的？

1995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澳洲，父母很想我們安全一點，為了不讓他們擔心，好吧，我們在那裡買間屋子。其實沒想過住下，只是想半年在澳洲寫劇本，然後就回來拍。我們去的時候，悉尼電影節和墨爾本電影節都放映了《秋月》和《誘僧》，《秋月》被選為影評人選定最好看的那種……有很多報道，所以後來那裡有3位監制找我們，我選了一位合作，就開始在那裡安定下來。

嘗試過在中國拍戲，經驗如何？我以為你是融合中西方文化為一體的典型香港人，未必適應中國那一套。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我也對香港的制度有很多疑問，而且很不開心，有時候很反感，想改他們的方式。在那個時候，我是很邊緣的。我第一次去中國拍戲的時候，是《愛在他鄉的季節》開頭的部分，張曼玉從中國去美國，那段是杭州拍的。然後就是《誘僧》了，拍了3個多月。那時中國剛開放，和現在很不一樣，什麼都難一點，得到的支援比較少。但我不覺得這是問題，難就難，沒關係，重要的是你的團隊是不是和你同一陣線 。

那時候的資金不是來自中國的。現在用中國資金拍戲，很不一樣吧？

是，後來拍《暴走神探》，完全不同，壓力太大了，應付很多跟拍戲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不適合你？

很不想再經歷那樣的感覺，而且後來覺得很生氣。我寫過一封信給樂視，我們拍完在剪接之後給過他們一個版本，是給投資商看的，還沒做CGI ，wire什麼的都還在。但電影上映兩個星期以後，他們在網上放的竟然是那個版本。我們都不知道，是兩天以後，我的監制說朋友打電話問她：「為什麼在網上放的是花絮？」

花絮！？頭兩天是最多人下載的！6個月以後我的場記也寫個電郵給我說：「導演怎麼那個版本還是在網上流傳？」我做了電影這麼久，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噩夢。我覺得是對電影沒有尊重，只把電影當作一個產品。

怎麼看現在香港這座城市和香港電影？

香港這座城市，現在很精彩。你看這些年輕人，他們有些還是很成熟的，他們的那團火，你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但就是有！

我很感動他們還有那團火。新加坡和香港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我就是看不到那團火、那股熱情。

對啊，雖然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我還是覺得這個發展很有趣。現在香港開始有點本土的製作，如果他們變得比較成熟的話，也是有趣的發展。有些時候很難講的，火還沒有滅的時候，希望它繼續變成更大的火。

可以拍《愛在他鄉的季節》，也可以拍《Yes一族》，她說在不同制度里也可以試著實現自我。

8、90年代香港影壇，有兩位氣質女導演，差不多時候出道，羅卓瑤的風格非常藝術，另一位文藝卻商業的叫張婉婷。微妙的是，兩位的靈魂伴侶也都是電影人。

影壇上有人一起攜手奮戰力抗天下大勢，看起來總似多幾分浪漫。

羅卓瑤口中的Eddie，方令正先生，除了是編劇，也是導演，4部作品都相當有意思——夏文汐《唐朝豪放女》、周潤發《郁達夫傳奇》、梅艷芳、劉德華《川島芳子》、張學友《非常偵探》。後來不再當導演，我其實覺得有點遺憾。

也許有信念一致的人陪伴身旁，無論世界怎麼變，她依舊像個熱血青年。台下聽她談電影，很受撼動，我紅了眼眶，畢竟這些年看過太多太多導演lost it，理想不再才華消逝只剩自欺欺人……

《遇上1967的女神》和《秋月》都是她代表作，《秋月》入圍金馬獎最佳電影與導演獎項，而《遇》讓女主角Rose Byrne 獲得2000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回歸之後，北上拍戲，她慨嘆《如夢》知音不多，《暴走神探》合作方對電影的不尊重讓她憤怒。

我常覺得以前無論是好萊塢還是中文片都比較有趣，現在的戲……

都是同樣的方程式出來的。

華人市場那麼大，難道沒有空間包容一些不同類型的戲？

哈哈哈，拍《如夢》的時候，我希望只要有0.5%中國比較有深度 的觀眾，能夠有這個品味瞭解這部電影……可能找不到啊！你看韓國，10年前我第一次去釜山的時候，他們就有兩股力量，一種是很藝術電影，另一股力量是商業電影的。不是相對的，而是一起發展的，這樣才能百花齊放。韓國影壇就是這樣子慢慢成熟起來的，他們的商業電影也是很認真不亂來的，演員都很專業。

對現狀從未感到失望？

不用失望啊，就是這樣子，沒辦法的。會發生就會發生，你就只能夠做自己的本分。總而言之不要停，能夠做的就做，比如這些活動（指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座談會），能夠講多少、能夠影響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只能夠這樣子，希望那團火繼續傳下去。

拍電影對你來說，意義是什麼？

塔夫斯基曾說，藝術的目的是讓藝術家尋找存在的意義，自己以及周圍的人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活？對我來說，我人生中最大的創傷，是很小的時候，我大哥的死亡。在那麼小的年紀面對死亡，看見人生如此脆弱如此稍縱即逝，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我可能直到現在還無法完全釋懷。

我們為什麼在做我們在做的事？我們反正不會存在。有什麼意義？活著是什麼？為什麼身而為人？我又是誰……所有的種種，這些驅使我想知道得更多，生命實際上是什麼……要解答這些，單靠一般邏輯是不足夠的，我必須超越性地去看，因為我相信 有些東西是無形的，很難解釋。生命的複雜，它的神秘，大自然是什麼，而我們也是大自然一部分……這些都是我尋找答案的起點。

我從澳門到香港，最後選擇自我放逐到了澳洲。想成為東西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卻總有疏離感；希望有歸屬感，但我天性又有邊緣的那一面。我一直是從外面看自己和自己的人生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在我哥哥逝世前，我其實在夢里看見他的死亡，我覺得我小時候就有第六感，直到20多歲的時候都還有。我的祖父去世，那一刻我在圖書館找唱片，那張唱片在我手中裂開。這些事情很離奇，完全沒法解釋，這讓我不斷想在電影里尋找答案。

在電影圈30多年，獲得很多掌聲與尊重，你的「尋找」比較容易了？

要拍那樣的電影，愈來愈難。我在一個電影輝煌年代長大，現在已不同於當年。因為影壇已經被美國片殖民化，現在的好電影和以前讓我看了很滿足的很不一樣。大概會愈來愈難找投資商，要申請輔助金也要看哪個國家。我們剛移居澳洲時，還可能得到一些支持，現在根本不可能。但與此同時，科技讓我們可以用很少錢很少人完成一件事。我可以證明，因為我們剛完成了一部電影。

我和方令正…他是我的伴侶，也是我的監制、編劇，現在還成為我的攝影師。我們自己帶攝影器材，帶著很小很小的劇組，完成了一部長片。在澳門和香港拍攝，回到澳洲在家裡弄了個studio，從零開始到完成，用非常少的錢，但憑借很多很多活力和熱情。現在已經可以這樣了，這是年輕一代電影人可以思考和嘗試的。

擔任新加坡國際電影節評審，靈魂伴侶方令正陪伴在側。兩人原來剛獨力完成一部電影。

談談完成《花果飄零》的過程。

《花果飄零》 其實來自一位中國哲學家一篇在60年代寫的文章，他說華人遍布全世界，就像花果飄零。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時我們不在香港，但我們感受到年輕世代的絕望、熱情和那團火，這不是關於那場運動，而是我們都在掙扎，就是這樣的過程讓我們意識到作為人類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這是人權和自由，人類最基本的需要。這不只是華人，全世界到處都在發生。

我們知道不可能找得到有錢而且有心要做的人投資，又覺得科技已經發展到我們其實可以拿著很小的攝像機，沒有打燈也可以捕捉到美麗的影像。 這是一場我們覺得成功的實驗。我來新加坡之前剛完成，比我一般上拍電影的時間更長，但我覺得值得。從資料蒐集到實踐到最後成品，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過程。尤其我不是技術方面的人，Eddie解決了很多這方面的問題。下一部電影如果找不到資金，我們還是可以繼續這麼做。沒問題的，別擔心，沒有阻止得了我們。

電影發行方面呢？

這是我們現在要克服的終極障礙，我們已經克服了那麼多障礙，這是最後關卡。希望可以參加電影節，再從那裡開始。電影會有自己的生命的，雖然我們不知道會怎樣，但它總會找到自己的道路。

《花果飄零》回到很原始像學生一樣拍電影的狀態。現在在體力、精力上肯定不及從前，怎麼支撐？

很奇怪的，拍的時候就忘記了。我對自己也感到很意外。我那麼習慣正常的製作，比如你會有導演椅，有大monitor，有很多人幫你。我們拍《花》的時候，在香港只有我和方令正，還有他的老友記在製作上幫我們協調一些事情，非常簡單。只有個助手，但他有時來不了；有位收音，他有時也來不了，哈哈！我沒有椅子坐也沒有人遞水給我，但我可以站著拍6小時。

當你有這樣的意志力，當你想去做的時候，它就會發生。當然之後你可能‘死咁滯啦’，但是在那個時候你就是一直繼續 ，沒問題的。

回到墨爾本之後，我們在自己的studio繼續做，很多時候做到晚上10點也不肯去吃飯，沒有人踢我們走嘛，做到大家說不可以了，這樣下去會死的！後來改了一點點，但起碼做到9點多才去吃飯，第二天又繼續做。

你一直都是這樣？

以前就是這樣的。我的字典里，沒有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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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27/12/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