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卓瑤 永遠熱血青年

文 | 楊麗玲

香港知名導演, 灰白長髮隨性散落肩上,座談會一身灰色牛仔褲黑T恤外套便裝,她在片場指揮大局時應該就是這模樣吧。

60歲的她說現在回到最初,和靈魂伴侶像學生時代那樣,扛著攝影機,拍想拍的。沒有怨忿,神情語氣只有興奮。

她活過那個輝煌曾經。

澳門出生,10歲時移居香港,在非常傳統的華人家庭長大,但在學校講英語、研習西方文化,深受兩種文化熏陶。在香港大學主修英國文學畢業,曾在香港電台工作,後來決定這一生想做的事,就是拍電影。

她拍過的戲,你一定聽過——王祖賢的《潘金蓮的前世今生》、陳衝和吳興國的《誘僧》、張曼玉和梁家輝的《愛在他鄉的季節》,我最喜歡的是永瀨正敏的《秋月》……名單上還有一部我看了狂笑還忍不住對她說沒想到是她執導的電影—— 黎明、李克勤、草蜢和周慧敏主演的青春片《Yes一族》,《Yes!》曾是香港人氣最高的年輕人雜誌。

她笑說:「是啊,那時正一邊籌拍《誘僧》。」在商業主導的香港電影圈,她的存在無論從以前到現在,都很異類。

大銀幕罕有留下她青春的身影,那時是為了導演會會址遷移籌款的《雙龍會》。
《潘金蓮的前世今生》和《誘僧》就算在今天看,也是中文影壇少見大膽且風格鮮明的作品。

 

談談你和電影的淵源。

小時候常被祖父母帶進戲院看中文片,被媽媽帶去看西片,就是牛仔電影John Wayne那一種,我基本上是看電影長大的。到了可以自己選擇的年紀,看的是藝術片,對我來說,Ingmar Bergman, Bernardo Bertolucci、Jean-Luc Godard、Andrei Tarkovsky…… 他們的作品就是電影。

在香港電台工作時,也拍電視劇,那時不想再被攝影師指指點點,決定學習攝影和劇本等技巧,於是到National Film School修讀3年編劇和導演課。畢業後回香港拍戲,現在定居澳洲墨爾本。

現在的我,還是很熱愛拍電影,卻也享受當Aunty。我們沒有自己的孩子,但我有小侄兒姪女。日子就是拍戲,與此同時,也在當個普通人。

參與過大卡士的大製作,也拍獨立電影;在東方拍戲,也在西方拍戲,你對影壇的觀察是什麼?

我喜歡不同的工作方式,重要的是可以拍我想拍的電影。懷著相同的熱情,用手上的材料表達出一些不是外在而是精神上、和靈魂相關比較複雜的東西。怎麼讓這件事在不同制度里實現?這對我來說是比較有趣的部分。

有Eddie(方令正)在我身邊,他一定幫我把事情協調好。剛開始大家叫他救火隊隊長,專門幫我滅火,確保不會爆炸,有時會來勸我。有你的人生伴侶總是在身邊一直支持你,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人生旅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拍戲時,腦海中是否有市場考量,抑或個人的表達比較重要?

作為導演,你不可能沒有也不能沒有任何考慮。市場,存在,也不存在。不能因為覺得觀眾會喜歡而拍,但你會希望有這樣的觀眾存在,或者更廣義地說,是希望有一些有智慧的觀眾,希望受你啓發或者願意參與你的旅程。要別人感受得到你的電影,必須坦誠面對自己,用你的熱情講故事,希望這麼做,觀眾會投入。說拍電影時腦海裡沒有觀眾,那一定是謊言。 

現在對電影的追求跟以前不一樣了?

自己時日無多,做了那麼久,我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但是可能到了某個階段,會覺得體力不夠還是什麼的,這就是人生,對不對?時間很寶貴,我想做到我想做的事。 

怎麼keep住這一份純粹與熱情?

因為沒有忘記開始要拍電影是為了什麼。

我有很多東西想尋找,但尋找也不過是整個過程里一個小部分。不可以停下來,如果停止了,就是生命結束的時候。對我們來說,人生是關於電影,是電影給了我們表達對世界對生命對存在的感覺。要不斷尋找,希望找到更加接近真實的東西。只要繼續前行,那團火就不會死。

只不過現在可能可以更加自由地以另一種方式去做。但那個方式不過是外在的東西,你心裡的東西同樣是那麼真。我希望將那些雜質弄走,更加去到heart of the matter。

是什麼時候從香港移民到澳洲的?

1995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澳洲,父母很想我們安全一點,為了不讓他們擔心,好吧,我們在那裡買間屋子。其實沒想過住下,只是想半年在澳洲寫劇本,然後就回來拍。我們去的時候,悉尼電影節和墨爾本電影節都放映了《秋月》和《誘僧》,《秋月》被選為影評人選定最好看的那種……有很多報道,所以後來那裡有3位監制找我們,我選了一位合作,就開始在那裡安定下來。

嘗試過在中國拍戲,經驗如何?我以為你是融合中西方文化為一體的典型香港人,未必適應中國那一套。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我也對香港的制度有很多疑問,而且很不開心,有時候很反感,想改他們的方式。在那個時候,我是很邊緣的。我第一次去中國拍戲的時候,是《愛在他鄉的季節》開頭的部分,張曼玉從中國去美國,那段是杭州拍的。然後就是《誘僧》了,拍了3個多月。那時中國剛開放,和現在很不一樣,什麼都難一點,得到的支援比較少。但我不覺得這是問題,難就難,沒關係,重要的是你的團隊是不是和你同一陣線 。

那時候的資金不是來自中國的。現在用中國資金拍戲,很不一樣吧?

是,後來拍《暴走神探》,完全不同,壓力太大了,應付很多跟拍戲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不適合你?

很不想再經歷那樣的感覺,而且後來覺得很生氣。我寫過一封信給樂視,我們拍完在剪接之後給過他們一個版本,是給投資商看的,還沒做CGI ,wire什麼的都還在。但電影上映兩個星期以後,他們在網上放的竟然是那個版本。我們都不知道,是兩天以後,我的監制說朋友打電話問她:「為什麼在網上放的是花絮?」

花絮!?頭兩天是最多人下載的!6個月以後我的場記也寫個電郵給我說:「導演怎麼那個版本還是在網上流傳?」我做了電影這麼久,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噩夢。我覺得是對電影沒有尊重,只把電影當作一個產品。

怎麼看現在香港這座城市和香港電影?

香港這座城市,現在很精彩。你看這些年輕人,他們有些還是很成熟的,他們的那團火,你不知道是怎麼來的,但就是有!

我很感動他們還有那團火。新加坡和香港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我就是看不到那團火、那股熱情。

對啊,雖然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我還是覺得這個發展很有趣。現在香港開始有點本土的製作,如果他們變得比較成熟的話,也是有趣的發展。有些時候很難講的,火還沒有滅的時候,希望它繼續變成更大的火。

可以拍《愛在他鄉的季節》,也可以拍《Yes一族》,她說在不同制度里也可以試著實現自我。

 

8、90年代香港影壇,有兩位氣質女導演,差不多時候出道,羅卓瑤的風格非常藝術,另一位文藝卻商業的叫張婉婷。微妙的是,兩位的靈魂伴侶也都是電影人。

影壇上有人一起攜手奮戰力抗天下大勢,看起來總似多幾分浪漫。

羅卓瑤口中的Eddie,方令正先生,除了是編劇,也是導演,4部作品都相當有意思——夏文汐《唐朝豪放女》、周潤發《郁達夫傳奇》、梅艷芳、劉德華《川島芳子》、張學友《非常偵探》。後來不再當導演,我其實覺得有點遺憾。

也許有信念一致的人陪伴身旁,無論世界怎麼變,她依舊像個熱血青年。台下聽她談電影,很受撼動,我紅了眼眶,畢竟這些年看過太多太多導演lost it,理想不再才華消逝只剩自欺欺人……

《遇上1967的女神》和《秋月》都是她代表作,《秋月》入圍金馬獎最佳電影與導演獎項,而《遇》讓女主角Rose Byrne 獲得2000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

回歸之後,北上拍戲,她慨嘆《如夢》知音不多,《暴走神探》合作方對電影的不尊重讓她憤怒。

 

我常覺得以前無論是好萊塢還是中文片都比較有趣,現在的戲……

都是同樣的方程式出來的。

華人市場那麼大,難道沒有空間包容一些不同類型的戲?

哈哈哈,拍《如夢》的時候,我希望只要有0.5%中國比較有深度 的觀眾,能夠有這個品味瞭解這部電影……可能找不到啊!你看韓國,10年前我第一次去釜山的時候,他們就有兩股力量,一種是很藝術電影,另一股力量是商業電影的。不是相對的,而是一起發展的,這樣才能百花齊放。韓國影壇就是這樣子慢慢成熟起來的,他們的商業電影也是很認真不亂來的,演員都很專業。

對現狀從未感到失望?

不用失望啊,就是這樣子,沒辦法的。會發生就會發生,你就只能夠做自己的本分。總而言之不要停,能夠做的就做,比如這些活動(指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座談會),能夠講多少、能夠影響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只能夠這樣子,希望那團火繼續傳下去。

拍電影對你來說,意義是什麼?

塔夫斯基曾說,藝術的目的是讓藝術家尋找存在的意義,自己以及周圍的人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活?對我來說,我人生中最大的創傷,是很小的時候,我大哥的死亡。在那麼小的年紀面對死亡,看見人生如此脆弱如此稍縱即逝,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我可能直到現在還無法完全釋懷。

我們為什麼在做我們在做的事?我們反正不會存在。有什麼意義?活著是什麼?為什麼身而為人?我又是誰……所有的種種,這些驅使我想知道得更多,生命實際上是什麼……要解答這些,單靠一般邏輯是不足夠的,我必須超越性地去看,因為我相信 有些東西是無形的,很難解釋。生命的複雜,它的神秘,大自然是什麼,而我們也是大自然一部分……這些都是我尋找答案的起點。

我從澳門到香港,最後選擇自我放逐到了澳洲。想成為東西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卻總有疏離感;希望有歸屬感,但我天性又有邊緣的那一面。我一直是從外面看自己和自己的人生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在我哥哥逝世前,我其實在夢里看見他的死亡,我覺得我小時候就有第六感,直到20多歲的時候都還有。我的祖父去世,那一刻我在圖書館找唱片,那張唱片在我手中裂開。這些事情很離奇,完全沒法解釋,這讓我不斷想在電影里尋找答案。

在電影圈30多年,獲得很多掌聲與尊重,你的「尋找」比較容易了?

要拍那樣的電影,愈來愈難。我在一個電影輝煌年代長大,現在已不同於當年。因為影壇已經被美國片殖民化,現在的好電影和以前讓我看了很滿足的很不一樣。大概會愈來愈難找投資商,要申請輔助金也要看哪個國家。我們剛移居澳洲時,還可能得到一些支持,現在根本不可能。但與此同時,科技讓我們可以用很少錢很少人完成一件事。我可以證明,因為我們剛完成了一部電影。

我和方令正…他是我的伴侶,也是我的監制、編劇,現在還成為我的攝影師。我們自己帶攝影器材,帶著很小很小的劇組,完成了一部長片。在澳門和香港拍攝,回到澳洲在家裡弄了個studio,從零開始到完成,用非常少的錢,但憑借很多很多活力和熱情。現在已經可以這樣了,這是年輕一代電影人可以思考和嘗試的。

 

擔任新加坡國際電影節評審,靈魂伴侶方令正陪伴在側。兩人原來剛獨力完成一部電影。

 

談談完成《花果飄零》的過程。

《花果飄零》 其實來自一位中國哲學家一篇在60年代寫的文章,他說華人遍布全世界,就像花果飄零。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時我們不在香港,但我們感受到年輕世代的絕望、熱情和那團火,這不是關於那場運動,而是我們都在掙扎,就是這樣的過程讓我們意識到作為人類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這是人權和自由,人類最基本的需要。這不只是華人,全世界到處都在發生。

我們知道不可能找得到有錢而且有心要做的人投資,又覺得科技已經發展到我們其實可以拿著很小的攝像機,沒有打燈也可以捕捉到美麗的影像。 這是一場我們覺得成功的實驗。我來新加坡之前剛完成,比我一般上拍電影的時間更長,但我覺得值得。從資料蒐集到實踐到最後成品,對我來說是一個學習過程。尤其我不是技術方面的人,Eddie解決了很多這方面的問題。下一部電影如果找不到資金,我們還是可以繼續這麼做。沒問題的,別擔心,沒有阻止得了我們。

電影發行方面呢?

這是我們現在要克服的終極障礙,我們已經克服了那麼多障礙,這是最後關卡。希望可以參加電影節,再從那裡開始。電影會有自己的生命的,雖然我們不知道會怎樣,但它總會找到自己的道路。

《花果飄零》回到很原始像學生一樣拍電影的狀態。現在在體力、精力上肯定不及從前,怎麼支撐?

很奇怪的,拍的時候就忘記了。我對自己也感到很意外。我那麼習慣正常的製作,比如你會有導演椅,有大monitor,有很多人幫你。我們拍《花》的時候,在香港只有我和方令正,還有他的老友記在製作上幫我們協調一些事情,非常簡單。只有個助手,但他有時來不了;有位收音,他有時也來不了,哈哈!我沒有椅子坐也沒有人遞水給我,但我可以站著拍6小時。

當你有這樣的意志力,當你想去做的時候,它就會發生。當然之後你可能‘死咁滯啦’,但是在那個時候你就是一直繼續 ,沒問題的。

回到墨爾本之後,我們在自己的studio繼續做,很多時候做到晚上10點也不肯去吃飯,沒有人踢我們走嘛,做到大家說不可以了,這樣下去會死的!後來改了一點點,但起碼做到9點多才去吃飯,第二天又繼續做。

你一直都是這樣?

以前就是這樣的。我的字典里,沒有不可能。

 

 

Photo source(部分):SGIFF

Published:27/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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