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瑶 永远热血青年

文 | 杨丽玲

香港知名导演, 灰白长发随性散落肩上,座谈会一身灰色牛仔裤黑T恤外套便装,她在片场指挥大局时应该就是这模样吧。

60岁的她说现在回到最初,和灵魂伴侣像学生时代那样,扛着摄影机,拍想拍的。没有怨忿,神情语气只有兴奋。

她活过那个辉煌曾经。

澳门出生,10岁时移居香港,在非常传统的华人家庭长大,但在学校讲英语、研习西方文化,深受两种文化熏陶。在香港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毕业,曾在香港电台工作,后来决定这一生想做的事,就是拍电影。

她拍过的戏,你一定听过——王祖贤的《潘金莲的前世今生》、陈冲和吴兴国的《诱僧》、张曼玉和梁家辉的《爱在他乡的季节》,我最喜欢的是永濑正敏的《秋月》……名单上还有一部我看了狂笑还忍不住对她说没想到是她执导的电影—— 黎明、李克勤、草蜢和周慧敏主演的青春片《Yes一族》,《Yes!》曾是香港人气最高的年轻人杂志。

她笑说:“是啊,那时正一边筹拍《诱僧》。”在商业主导的香港电影圈,她的存在无论从以前到现在,都很异类。

大银幕罕有留下她青春的身影,那时是为了导演会会址迁移筹款的《双龙会》。
《潘金莲的前世今生》和《诱僧》就算在今天看,也是中文影坛少见大胆且风格鲜明的作品。

 

谈谈你和电影的渊源。

小时候常被祖父母带进戏院看中文片,被妈妈带去看西片,就是牛仔电影John Wayne那一种,我基本上是看电影长大的。到了可以自己选择的年纪,看的是艺术片,对我来说,Ingmar Bergman, Bernardo BertolucciJean-Luc GodardAndrei Tarkovsky…… 他们的作品就是电影。

在香港电台工作时,也拍电视剧,那时不想再被摄影师指指点点,决定学习摄影和剧本等技巧,于是到National Film School修读3年编剧和导演课。毕业后回香港拍戏,现在定居澳洲墨尔本。

现在的我,还是很热爱拍电影,却也享受当Aunty。我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我有小侄儿侄女。日子就是拍戏,与此同时,也在当个普通人。

参与过大卡士的大制作,也拍独立电影;在东方拍戏,也在西方拍戏,你对影坛的观察是什么?

我喜欢不同的工作方式,重要的是可以拍我想拍的电影。怀着相同的热情,用手上的材料表达出一些不是外在而是精神上、和灵魂相关比较复杂的东西。怎么让这件事在不同制度里实现?这对我来说是比较有趣的部分。

Eddie(方令正)在我身边,他一定帮我把事情协调好。刚开始大家叫他救火队队长,专门帮我灭火,确保不会爆炸,有时会来劝我。有你的人生伴侣总是在身边一直支持你,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人生旅途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拍戏时,脑海中是否有市场考量,抑或个人的表达比较重要?

作为导演,你不可能没有也不能没有任何考虑。市场,存在,也不存在。不能因为觉得观众会喜欢而拍,但你会希望有这样的观众存在,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希望有一些有智慧的观众,希望受你启发或者愿意参与你的旅程。要别人感受得到你的电影,必须坦诚面对自己,用你的热情讲故事,希望这么做,观众会投入。说拍电影时脑海里没有观众,那一定是谎言。 

现在对电影的追求跟以前不一样了?

自己时日无多,做了那么久,我希望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可能到了某个阶段,会觉得体力不够还是什么的,这就是人生,对不对?时间很宝贵,我想做到我想做的事。 

怎么keep住这一份纯粹与热情?

因为没有忘记开始要拍电影是为了什么。

我有很多东西想寻找,但寻找也不过是整个过程里一个小部分。不可以停下来,如果停止了,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人生是关于电影,是电影给了我们表达对世界对生命对存在的感觉。要不断寻找,希望找到更加接近真实的东西。只要继续前行,那团火就不会死。

只不过现在可能可以更加自由地以另一种方式去做。但那个方式不过是外在的东西,你心里的东西同样是那么真。我希望将那些杂质弄走,更加去到heart of the matter

是什么时候从香港移民到澳洲的?

1995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澳洲,父母很想我们安全一点,为了不让他们担心,好吧,我们在那里买间屋子。其实没想过住下,只是想半年在澳洲写剧本,然后就回来拍。我们去的时候,悉尼电影节和墨尔本电影节都放映了《秋月》和《诱僧》,《秋月》被选为影评人选定最好看的那种……有很多报道,所以后来那里有3位监制找我们,我选了一位合作,就开始在那里安定下来。

尝试过在中国拍戏,经验如何?我以为你是融合中西方文化为一体的典型香港人,未必适应中国那一套。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也对香港的制度有很多疑问,而且很不开心,有时候很反感,想改他们的方式。在那个时候,我是很边缘的。我第一次去中国拍戏的时候,是《爱在他乡的季节》开头的部分,张曼玉从中国去美国,那段是杭州拍的。然后就是《诱僧》了,拍了3个多月。那时中国刚开放,和现在很不一样,什么都难一点,得到的支援比较少。但我不觉得这是问题,难就难,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的团队是不是和你同一阵线 。

那时候的资金不是来自中国的。现在用中国资金拍戏,很不一样吧?

是,后来拍《暴走神探》,完全不同,压力太大了,应付很多跟拍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不适合你?

很不想再经历那样的感觉,而且后来觉得很生气。我写过一封信给乐视,我们拍完在剪接之后给过他们一个版本,是给投资商看的,还没做CGI wire什么的都还在。但电影上映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在网上放的竟然是那个版本。我们都不知道,是两天以后,我的监制说朋友打电话问她:“为什么在网上放的是花絮?”

花絮!?头两天是最多人下载的!6个月以后我的场记也写个电邮给我说:“导演怎么那个版本还是在网上流传?”我做了电影这么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噩梦。我觉得是对电影没有尊重,只把电影当作一个产品。

怎么看现在香港这座城市和香港电影?

香港这座城市,现在很精彩。你看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些还是很成熟的,他们的那团火,你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就是有!

我很感动他们还有那团火。新加坡和香港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我就是看不到那团火、那股热情。

对啊,虽然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我还是觉得这个发展很有趣。现在香港开始有点本土的制作,如果他们变得比较成熟的话,也是有趣的发展。有些时候很难讲的,火还没有灭的时候,希望它继续变成更大的火。

可以拍《爱在他乡的季节》,也可以拍《Yes一族》,她说在不同制度里也可以试着实现自我。

 

890年代香港影坛,有两位气质女导演,差不多时候出道,罗卓瑶的风格非常艺术,另一位文艺却商业的叫张婉婷。微妙的是,两位的灵魂伴侣也都是电影人。

影坛上有人一起携手奋战力抗天下大势,看起来总似多几分浪漫。

罗卓瑶口中的Eddie,方令正先生,除了是编剧,也是导演,4部作品都相当有意思——夏文汐《唐朝豪放女》、周润发《郁达夫传奇》、梅艳芳、刘德华《川岛芳子》、张学友《非常侦探》。后来不再当导演,我其实觉得有点遗憾。

也许有信念一致的人陪伴身旁,无论世界怎么变,她依旧像个热血青年。台下听她谈电影,很受撼动,我红了眼眶,毕竟这些年看过太多太多导演lost it,理想不再才华消逝只剩自欺欺人……

《遇上1967的女神》和《秋月》都是她代表作,《秋月》入围金马奖最佳电影与导演奖项,而《遇》让女主角Rose Byrne 获得2000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回归之后,北上拍戏,她慨叹《如梦》知音不多,《暴走神探》合作方对电影的不尊重让她愤怒。

 

我常觉得以前无论是好莱坞还是中文片都比较有趣,现在的戏……

都是同样的方程式出来的。

华人市场那么大,难道没有空间包容一些不同类型的戏?

哈哈哈,拍《如梦》的时候,我希望只要有0.5%中国比较有深度 的观众,能够有这个品味了解这部电影……可能找不到啊!你看韩国,10年前我第一次去釜山的时候,他们就有两股力量,一种是很艺术电影,另一股力量是商业电影的。不是相对的,而是一起发展的,这样才能百花齐放。韩国影坛就是这样子慢慢成熟起来的,他们的商业电影也是很认真不乱来的,演员都很专业。

对现状从未感到失望?

不用失望啊,就是这样子,没办法的。会发生就会发生,你就只能够做自己的本分。总而言之不要停,能够做的就做,比如这些活动(指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座谈会),能够讲多少、能够影响多少人就是多少人,只能够这样子,希望那团火继续传下去。

拍电影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塔夫斯基曾说,艺术的目的是让艺术家寻找存在的意义,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对我来说,我人生中最大的创伤,是很小的时候,我大哥的死亡。在那么小的年纪面对死亡,看见人生如此脆弱如此稍纵即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我可能直到现在还无法完全释怀。

我们为什么在做我们在做的事?我们反正不会存在。有什么意义?活着是什么?为什么身而为人?我又是谁……所有的种种,这些驱使我想知道得更多,生命实际上是什么……要解答这些,单靠一般逻辑是不足够的,我必须超越性地去看,因为我相信 有些东西是无形的,很难解释。生命的复杂,它的神秘,大自然是什么,而我们也是大自然一部分……这些都是我寻找答案的起点。

我从澳门到香港,最后选择自我放逐到了澳洲。想成为东西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却总有疏离感;希望有归属感,但我天性又有边缘的那一面。我一直是从外面看自己和自己的人生的。有一件事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在我哥哥逝世前,我其实在梦里看见他的死亡,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有第六感,直到20多岁的时候都还有。我的祖父去世,那一刻我在图书馆找唱片,那张唱片在我手中裂开。这些事情很离奇,完全没法解释,这让我不断想在电影里寻找答案。

在电影圈30多年,获得很多掌声与尊重,你的“寻找”比较容易了?

要拍那样的电影,愈来愈难。我在一个电影辉煌年代长大,现在已不同于当年。因为影坛已经被美国片殖民化,现在的好电影和以前让我看了很满足的很不一样。大概会愈来愈难找投资商,要申请辅助金也要看哪个国家。我们刚移居澳洲时,还可能得到一些支持,现在根本不可能。但与此同时,科技让我们可以用很少钱很少人完成一件事。我可以证明,因为我们刚完成了一部电影。

我和方令正…他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监制、编剧,现在还成为我的摄影师。我们自己带摄影器材,带着很小很小的剧组,完成了一部长片。在澳门和香港拍摄,回到澳洲在家里弄了个studio,从零开始到完成,用非常少的钱,但凭借很多很多活力和热情。现在已经可以这样了,这是年轻一代电影人可以思考和尝试的。

 

担任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审,灵魂伴侣方令正陪伴在侧。两人原来刚独力完成一部电影。

 

谈谈完成《花果飘零》的过程。

《花果飘零》 其实来自一位中国哲学家一篇在60年代写的文章,他说华人遍布全世界,就像花果飘零。香港发生雨伞运动时我们不在香港,但我们感受到年轻世代的绝望、热情和那团火,这不是关于那场运动,而是我们都在挣扎,就是这样的过程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人类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这是人权和自由,人类最基本的需要。这不只是华人,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

我们知道不可能找得到有钱而且有心要做的人投资,又觉得科技已经发展到我们其实可以拿着很小的摄像机,没有打灯也可以捕捉到美丽的影像。 这是一场我们觉得成功的实验。我来新加坡之前刚完成,比我一般上拍电影的时间更长,但我觉得值得。从资料搜集到实践到最后成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过程。尤其我不是技术方面的人,Eddie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下一部电影如果找不到资金,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这么做。没问题的,别担心,没有阻止得了我们。

电影发行方面呢?

这是我们现在要克服的终极障碍,我们已经克服了那么多障碍,这是最后关卡。希望可以参加电影节,再从那里开始。电影会有自己的生命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会怎样,但它总会找到自己的道路。

《花果飘零》回到很原始像学生一样拍电影的状态。现在在体力、精力上肯定不及从前,怎么支撑?

很奇怪的,拍的时候就忘记了。我对自己也感到很意外。我那么习惯正常的制作,比如你会有导演椅,有大monitor,有很多人帮你。我们拍《花》的时候,在香港只有我和方令正,还有他的老友记在制作上帮我们协调一些事情,非常简单。只有个助手,但他有时来不了;有位收音,他有时也来不了,哈哈!我没有椅子坐也没有人递水给我,但我可以站着拍6小时。

当你有这样的意志力,当你想去做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当然之后你可能‘死咁滞啦’,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一直继续 ,没问题的。

回到墨尔本之后,我们在自己的studio继续做,很多时候做到晚上10点也不肯去吃饭,没有人踢我们走嘛,做到大家说不可以了,这样下去会死的!后来改了一点点,但起码做到9点多才去吃饭,第二天又继续做。

你一直都是这样?

以前就是这样的。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

 

 

Photo source(部分):SGIFF

Published:27/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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